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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矽谷是科技重鎮的代名詞，世界各國舉凡以科技聞名的區域，都被冠以「矽谷」。例如臺灣新竹科學園區稱為臺灣矽谷，印度班加羅爾稱為印度矽谷，愛爾蘭都柏林稱為歐洲矽谷。

美國矽谷作為美國加州聖塔克拉拉谷別稱，轄下是知名帕羅奧圖市到聖荷西市一段長約二十五哩的谷地，範圍還囊括知名的灣區。可想而知，科技產業帶動區域驚人的發展，根據美國Forbes調查數據顯示，全美房價前十名中，前二名均來自矽谷，房價中位數是六百四十萬美元（約為臺幣一億九千二百萬），價格遠超過紐約中央商務區。

美國矽谷知名的大學不少，包括聖塔克拉拉大學、聖荷西州立大學、卡內基大學梅隆大學矽谷校區和史丹福大學。而根據美國專業招聘平台Jobvite分析，在二十個最容易被矽谷和周邊頂尖企業聘僱的大學之中，其中聖荷西州立大學排名第一，史丹福大學排名第四。

理論應該付諸應用

談到史丹佛大學的成立，是因為富商史丹佛夫婦對於早逝兒子的愛。加速成就矽谷的發展，歸功於一九三○年代時任史丹福教務長的特曼（Frederick Terman）。當時他決心將「理論應該付諸應用」的理念大膽實現，並由龐大校地中撥出五百七十九英畝，創建一個以發展科技產業為主的史丹佛研究園區，就是矽谷的濫觴。

其中最早的知名案例，就是由他的兩個學生在一間車庫憑著五百三十八美元成立的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此後，年復一年，愈來愈多的高科技公司搬進史丹佛，緊密又有效的產學合作，使得史丹佛的教研質量大幅提升。影響所及，業界與學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終成就了矽谷、也成就了史丹佛大學。而後世人尊稱特曼是「矽谷之父」，的確實至名歸；更造就史丹佛成為一所令人艷羨的「偉大大學」。

一切都由轉念開始

現在的史丹佛大學作為名校中的名校，二○二二年的錄率再降為百分之三點六八。目前只有哈佛大學的錄取率比它低，其他如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耶魯大學的錄取率都更高，讓史丹佛大學成為美國最難進入大學的第二名。

  延續特曼「理論應該付諸應用」的精神，雖然一直以來，學術界的目標不是建立公司，而是為了知識而推進知識，但史丹佛卻不吝於對矽谷科技產業發展做出貢獻。

史丹佛培養的許多企業領導人和創業家。包括惠普、Google、雅虎、特斯拉、思科、Nike、Firefox、NVIDIA等，校友涵蓋三十名富豪企業家，這些企業的資金合計，相當於全球第十大經濟體。

做為回報，史丹佛創業校友也提供最慷慨的捐贈，創下第一所一年增加超過十億美元（約三百億臺幣）大學捐款的紀錄。產學相互依存，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一個屋簷下」的產學合作

「一個屋簷下」的產學合作，是史丹佛大學的成功關鍵因素。產學合作歷史悠久的美國，相當鼓勵大學教授請產業假（industrial leave），花一、兩年時間或著去創業，或加入前瞻產業的研發部門，不但大學保留其職位和實驗室，產業往往還特別禮遇其薪酬和家庭生活需要。

譬如Google幾年來以高薪延聘史丹佛教授李飛飛為AI部門的主管，最近李飛飛才回任教職。除此之外，包括微軟、英特爾、NVIDIA、思科等科技公司也行之有年，目的都是企盼大學的研發能指引企業未來發展的途徑。其中史丹佛和矽谷作法更積極，讓產學兩邊直接在「一個屋簷下」。

當熟悉基礎科學的學者，與熟悉產業應用的研發團隊齊聚一堂，有助於洞見產業未來的需求，雙方也更能從不同的觀點，激盪出各自未曾想過的、值得共同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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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權聰明談妥，有助產學的互利

的是為了研究和教學，「所以企業往往很重視營業機密的保護，講求從上而下的管理效率，還要定期拿出績效對投資人負責；」但校園內的情況往往相反，例如學者之間往往樂於分享各種新的想法，校方也不干預教授的研究方向等。產學合作成功，是有許多磨合和考驗。

常見的產學合作，尤以捐贈是最單純的模式；其次，是以訪問學者或顧問身份進入企業工作，因為是在企業工作，成果自然歸屬企業；至於贊助研究和共同開發則最為複雜，「關於智慧財產權的歸屬，一定要先議定。」她甚至說，產學合作一點都不容易，甚至比一般商業行為更複雜。「切勿有不合理的期待，過程中一定要互相尊重、信賴，合作才有可能成功。」

 只是物極必反，做為產學合作發展的頂尖範例，史丹福和矽谷的挑戰和爭議始終沒有斷過。疫情前，產業固然帶動區域驚人的發展，但也帶來壅塞的交通和高昂的住房、生活成本等問題；疫情之後，遠距工作的興起，讓就近公司居住城了非必要選項，許多高科技公司也因著高房價開始搬離。

不過，對於史丹佛和矽谷而言，未來向來是多變的。透過創新一次又一次展現調整、適應和重建的能力；對於許多企業領袖而言，無論有多少地區試圖複製它們的成功，史丹福和矽谷還是產學合作創新的標竿。

先求有，再求精

從史丹佛看臺灣的大學，若想要執行從「一個屋簷下」的產學合作模式；或校地直接成為新創公司用地等，都還有需要鬆綁的條文規章，但如果方向是對的，就值得借鏡。

值得深思的是，美國學者Blake Gumprecht在「美國大學城」研究中，將大學城定義為：「大學及其文化對當地特色可以產生主流影響的作用。」甚至，每一座世界級高校所在區域，都代表著城市文明的最高水平。他又說，如果文化和知識是人類的血液，這樣大學城一定是我們最大的造血之地。透過高校文化的傳播擴散，為城市發展提供源源不絕的活力；城市發展成為高校文化的活水源頭，如此生生不息，才是大學城所以可貴之所在。